浅论学术自由

知乎问题：如何实现学术自由？

现今的学术自由（即使是在似乎最自由的美国），或者具体地说终身（tenure）制度，其实也只是一个保护所谓“成功者”或权威者的制度。这样的一种学术制度其实和威权统治社会里的政治制度是非常相似的。它非常适合精英统治下“集中力量做大事”的理念，在做大项目上效率非常高。然而，这样的土壤却让真正打破传统的新思想难以生根发芽。

绝大多数国家的学术金字塔结构事实上建立了从上到下的等级制度。处于塔尖的（比如中国的院士）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学阀学派的林立，学术资源的垄断和瓜分。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政治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学术领域也同样无法两全。于是学术权威们一般只允许主流思想的存在，至多容许基于大框架下的小革新的出现。而真正变革时代的新思想的涌现和发展只能依靠类似于封建社会里对“明君”的乞盼来实现。

下面举两个很久以前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明君”现象。现今的社会就连这样的奢望也变得极其困难。

大物理学家普朗克（Planck）可以说是爱因斯坦（Einstein）的伯乐。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他还曾经说过：我们接受新科学思想不是通过说服反对的权威老科学家而是等到老人们退出历史舞台后得以熟悉新思想的年轻人才开始接受。就是这样的一个开明的科学家和量子论的缔造者，也曾经在开始的时候反对过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但他并没有进行打压，相反还多方帮助，两人也因此成了一生的挚友和忘年交。

希格斯（Higgs）的著名的有关希格斯质量机制的1964年的论文（赢得2013年诺奖）最开始投到 Physics Letters 期刊时被拒绝了，然后投到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时恰好是大物理学家南部（Nambu）审稿才得以通过。而南部恰恰是更重要的粒子物理自发对称破缺机制（2008年诺奖）的提出者（他的天才想法还包括准超对称quasi-SUSY和夸克凝聚quark-condensation）。历史上，似乎只有真正的大师才会是新思想的包容者（同时代的大多数权威常常是新思想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而希格斯作为一个极度低产的学者在今天的物理学界几乎难以生存。要不是他1980年曾被提名诺奖，爱丁堡大学几乎不想留他。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学术社会真正回归自由？其实我们可以从生物进化和经济发展两方面中得到殊途同归的启示。

我们现在理解生物基因多样性对进化至关重要。那些看起来有缺陷的或无所谓的基因也许就曾在过去进化史中或将来发挥重大作用。如果我们试图把我们人类所有看起来“不好的”或无意义的基因都去掉从而打造一个“完美的”人种，那么这样一个“完美”基因物种很可能很快就会灭绝。同样地，社会进步也需要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历史上东西方最重要的新思想文化根源就分别来自于中国的“春秋战国”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两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资本经济最高速发展的时期是早期的“自由竞争”。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先胜出的竞争者不免会形成行业垄断从而阻断竞争延缓发展。追求利润的资本经济逐渐找到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建立反垄断法以及成立风险投资来保护和促进初创企业（Startup）的发展–一种行之有效的保障创新的办法。美国确实还有很多传统的百年老企业，但当今风头最劲的恰恰是那些十年二十年前的初创企业。

学术界的tenure制度和古代中国的“科举”有些类似。对保障精英间的自由竞争，特别是早期的人才上升通道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规则的固化和利益团体的形成，其腐朽性开始体现。比如，学子只有精通毫无意义的八股文才有机会中举。青年学者只有追热点跟从领域权威才有机会得到tenure。任何追求本心异于众人的高风险研究对年轻人来说无异于职业自杀。

表面上看，促进学术Startup的机制还是存在的。美国有实力雄厚的民间资本私募基金（private foundations）非常热衷于投资科学研究。他们大都打着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研究的旗帜。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他们更倾向于低风险的方向。比如，在我难得地收到的一个拒绝反馈中（大多数是黒箱操作不提供任何反馈），他们对我的新想法的实验检验性和重大意义非常认可，但是却指出我的新想法的领域认可度和引用（community support and citations）不够–最常用的主流判据。在我看来，他们事实上主要用来资助了一些“二流”的研究（即刚刚好没有竞争过得到政府[NSF/DOE]资助的“一流”的主流研究）。而他们的本意应该是支持那些高风险的非主流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主要由两个要素决定：一个是资金支持，一个是论文发表。而这两个方面的实现机制现在还主要是专家评审制。一个最主要的弊端就是只有主流研究才会得到支持和发表。任何真正离经叛道的想法都会被扼杀在评审的摇篮里。对于支持基础研究的风险投资，一个更可行的办法也许是由非专业的或者说其他领域的开明的科学家来评审。这就避免了专家被本领域的现有的条条框框所束缚–风险投资所支持的高风险研究正是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一个能说动“外行”的想法也许才是真正革命性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资助尽可能多的风险项目，即尽量保证更多项目的存活，你不知道哪一个也许就是下一个火种。

至于论文发表，一个本来非常优秀的机制（arXiv.org）为科学家们快速自由交流新想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然而，近些年来，这个具有最大影响力的预印本文库由主流科学家把持，开始通过不透明的管控来阻止任何非主流的论文发布（参见我的博文）。为了更自由的学术交流，一个非主流预印本文库（viXra.org）于2009年出台。然而其资金和影响力还远远无法和arXiv相比。基于这样一个更自由透明开放的预印本平台，通过健康的信用/评审机制来从所有预印本中提炼出的在线学术期刊（参见我的博文）也许才是论文发表之道。

以上之言并不是说我们要打压主流研究取消tenure制度，而更是想探讨一下在当前创新思想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的危机下的解决办法。这两方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健康的学术环境不可偏废一方。只是眼下学术垄断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要为新思想的生存找到解决之道。资金支持除了直接的研究资助外还包括研究者的基本收入。比如，至少在美国社会，完全可以对所有严肃的科研人员（例如拥有博士学位的）提供独立的最低待遇。博后制度就提供这样一种待遇，但他们很少有独立的，基本上都是依附于权威的研究组。其实，NSF/DOE 甚至大学完全可以让博后独立，让他们自由加入他们感兴趣的项目，乃至他们之间的自由组合。这些低收入的职位可以是更长期的（比如5年或10年，考虑到原创的漫长过程）。低收入使得真正愿意探索的人留下来。独立使得他们不被扼杀，同时也对主流研究提供了一条从下到上的反馈机制–能吸引到更多独立博后的项目显然有其重要性。这些人就是学术领域的Startup，其中原创成功者就会进入tenure系统（类似于上市公司）。

这样的学术自由环境在当下学术垄断的大环境里是很难一下建立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但我相信，随着更多开明的科学家特别是青年人的推动，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在商业领域里自由竞争的成功模式也必定会在学术领域里开花结果。